汇丰配资刻入江南、活在舌尖、跳上热搜，解“马”迎马年

马年说马。有人说，江南多水乡，马并非农耕第一工具，因此马在江南的形象是“非典型”的。在民俗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看来，在舟楫纵横、阡陌水网的典型江南农耕环境中，马的普遍性与必要性确实不及北方草原或中原驿道，但恰因这种实用性的“缺席”，马在江南文化中反而挣脱了“役畜”的单一形象，升华成为一种更纯粹、更鲜明的精神符号和文化意象。

纵横四海的马精神

正因现实中少见骏马驰骋的旷野，江南人对马的向往反而更炽烈。无论是科考士子“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功名奔赴，还是徽商、甬商匹马辎重闯荡天下的开拓，仲富兰认为，马在江南成为超越地理的精神骏骥——映射突破地域局限、志在四方的精神追求，内化为一种“走出去”的魄力与“闯世界”的雄心。

吴门画派的绢帛之上，诗词歌赋的字里行间，江南文人将马变成风雅的审美符号。它不再是汗流浃背的劳力，而是徐渭笔下的狂草、文徵明画卷中的点景，代表着奔放想象与浪漫情怀。江南商业文明发达，马（及马车、马队）象征着将江南的丝绸、茶叶、思想，与更广阔世界连接起“陆上动脉”，它是走出去、引进来的载体，与“舟”所代表的内部循环互为补充，共同构成江南开放经济的双翼。

烙印风物的马印记

马陆、马桥、马鞍山上海及周边有很多带“马”字的地名，它们是解读江南历史地理的“活化石”。仲富兰解释，它们并非源于大规模牧马，而是多与地形、姓氏、移民、物产相关，反映了更丰富的历史层次。如安徽的马鞍山，属于地形比拟类：山形似马，山体中间低、两头高，形似马鞍。如马家浜意为“马姓家族聚居的河滨之地”，这类地名（马桥、马陆同理）揭示了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中原士族南迁、围垦开发的历史。上海嘉定的马陆镇，相传即因南宋抗金名将马光远与当地士人陆秀夫在此合居而得名，是姓氏结合的典型。上海闵行的马桥的得名，除了可能的姓氏来源，还有一说与古代驿站或桥梁相关。或许此地曾有官道桥梁，与车马通行有关，或曾有“马”姓官员主持修建。

相关非遗与食物，则更多地体现了“马”作为文化符号的吉祥寓意与形似借用，而非基于畜牧的实用传统。浙江金华、江苏无锡的竹马舞是元宵等节庆的传统表演，部分水乡有“祭马神”“洗马”的民俗，上海徐行草编也生产马鞍垫、马车坐垫等马具用品，无锡惠山泥人的传统题材中包含“马”的吉祥形象。

江南地区基本没有食用马肉的饮食传统，但有关“马”字号点心：如上海高桥松饼（原名“马蹄饼”）、扬州“马蹄糕”等。这些点心名称多取其形似（马蹄形）或寓意吉祥（马到成功），与食用马肉无关。“赛马”还衍生出许多关联食品，近代上海跑马厅看台供应的西点、咖啡、冰淇淋等，是赛马文化衍生的都市消费习俗。

妙趣横生的马言语

江南方言，尤其是吴语区中与马相关的俗语更是生动体现了本土生活智慧与语言趣味。仲富兰举例说，比如源于日常生活观察的“拍马屁”在江南市井文化中尤为传神，反映了江南人际交往中细腻的逢迎技巧，歇后语“马车（或牛车）追白马——追弗着”，比喻能力悬殊，追赶不上，带着水乡农耕的幽默自嘲。如上海话“买、汏（洗）、烧”三件家务活连读谐音“马大嫂”，生动将家庭主妇的日常劳动凝练成一个具象的“人名”，充满市井巧思与无奈调侃；还有形容人健忘或心不在焉的“骑勒马浪寻马”，颇具画面感。此外还有借马喻人喻事，如形容做事不认真“马马虎虎”就有一说源自江南画虎故事，以“马”画“虎”，讥讽敷衍；“猢狲骑金牛马——抖起来”，猴子骑上道具马抖威风，讽刺小人得志、虚张声势，比喻犀利。“这些俗语极少涉及真马畜牧，而是将‘马’作为高度符号化的比喻工具，紧密贴合江南的市井生活、人际交往与精明的讽刺智慧，是方言将外埠概念彻底本土化、生活化的鲜活例证。”仲富兰说。

“马上有钱”“马上交好运”，伴随充满创意的“马上体”，马年文创格外受到欢迎。仲富兰认为，这是由当代年轻人在网络时代创造并推动的新民俗。他解释说，它借用传统“马”（生肖）与 “马上”（立即）的吉祥谐音，又嫁接网络流行语法与视觉梗（如“马上有钱”配纸币叠成的马），以戏谑、直白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福祉（钱、有对象、有房）的渴望，“有旧元素，又具新创造”。“马上体在春节社交中，成为年轻人之间易于传播、趣味互动、缓解催婚催薪压力的通用社交语言，又不断二次创作狂欢，形成全民参与的文本游戏，也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活力再造的生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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